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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名下的苍凉

来源: 《文史博览》 作者: 张子静 季季 时间: 2013-08-31 阅读: 次

1995年中秋次日,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。那几天,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,时常呆坐半天,什么也想不出来。再读《童言无忌》中的“弟弟”,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,“很美”的我,已经年老;“没志气”的我,庸碌大半生,仍是一个凡夫。

这么多年以来,我和姐姐一样,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。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,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(美国),和我同存于世。尤其读到她的文章,我就更觉得亲切。姐姐待我亦如常人,总是疏于音问。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,对她只有想念,没有抱怨。不管世事如何变幻,我和她仍是同血缘、亲手足,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。

显赫家世下的悲剧童年

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,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。我们的祖父张佩纶,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,是“清流党”的要角;我们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。母系的黄家——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,以及继母系的孙家——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,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。

我们的父亲和母亲,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,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,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。5年之后,1920年9月,母亲生下姐姐,小名小煐;次年12月生下我,小名小魁。

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,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,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。那是1924年,姐姐4岁,我3岁。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,名下有不少房屋、地产。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,日子过得很宽裕。但不久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,开始花天酒地,嫖妓、养姨太太、赌钱、吸大烟,一步步堕落下去。

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,思想观念并不保守。尤其受五四运动和自身经验的影响,她对男女不平等和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。对于父亲的堕落,母亲不但不容忍,还发言干预,这就和父亲有了矛盾。

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,站在母亲这一边。后来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没产生效力,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——名义上是出国留学。那时我母亲28岁,已有两个孩子。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,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类。

十多年里,我们家从上海搬到天津,又从天津搬回上海,然母亲远走英国,又回到上海家中,与父亲离婚后再次出国。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,直到1938年她逃离这个家。

父母离婚后,父亲为我们找了个继母。

记得继母刚进门那段时间,和我姐姐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,偶尔也谈谈天气,聊聊日常生活。

那年暑假,姐姐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,写完放在那里,到舅舅家去玩。继母无意中看到这篇作文,题目是“继母的心”,就好奇地看下去。

幸运飞艇游戏 这篇文章把一个继母的处境和心情刻画得十分深刻、细腻。继母看完很感动,认为姐姐的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。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,继母就把《继母的心》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,夸姐姐会写文章。

1937年夏,姐姐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。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,结果不但遭到拒绝,还受到继母的冷嘲热讽。父亲那时的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,但他和继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,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姐姐出国。姐姐当然很失望,也很不高兴,对父亲和继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。

1937年秋,姐姐和继母发生冲突,继母骂了她,还打了她一巴掌。姐姐拿手去挡,继母却说姐姐要打她,上楼去告状。父亲不问青红皂白,跑下来对姐姐一阵拳打脚踢,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。他打姐姐时嘴里一直说着:

“今天非打死你不可!”

幸亏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开,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。

姐姐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,心里的屈辱羞愤无处发泄,立即想要跑出去。但父亲已下令关门,连钥匙也没收了。之后,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。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,父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、交谈,还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,不许姐姐走出门。

姐姐在那间空房里也没闲着,每天清晨起来后,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,锻炼身体,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。后来她得了痢疾,身体虚弱,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。

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姐姐患了痢疾,却不给她请医生,也不给她吃药,眼见病一天天严重。何干唯恐发生什么意外,就躲过继母,偷偷告诉父亲。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,说话比较有分量。父亲也考虑到,如果撒手不管,万一出了事,他就要背上“恶父”害死女儿的坏名声。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,趁继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姐姐注射。这样注射了几次后,姐姐的病情被控制住了。加上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,姐姐终于恢复了健康。

1938年初,姐姐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当,偷偷从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,再也没有回来。

幸运飞艇游戏 1944年,姐姐在《天地》月刊第10期发表《私语》,把她被软禁、生病、逃走的经过细说了一遍,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,她漏写了一段,就是父亲帮她打针医治痢疾的细节。父亲后来看到这篇文章,除了难堪与矛盾,已经无法生气——那时姐姐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了。

姐姐不屑为我写稿

1943年秋,上海正值“孤岛”时期,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合办一个刊物——《飙》。希望在那个苦闷的年代,《飙》能带来一阵暴风雨,洗刷人们的苦闷心灵。记得当时约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、董乐山等。但编辑张信锦对我说:“你姐姐现在是上海最红的作家,她随便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,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。”我想也有道理,就去找姐姐约稿。

还没走到姐姐的住处,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大妥当。姐姐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,向她约稿的著名报纸、杂志很多,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“写作机器”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。果不其然,听完我的来意,她一口回绝:“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,我不能给你们写稿,败坏自己的名誉。”说完她大概觉得这样对我不像个姐姐,就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:“这张你们可以拿去做插图。”——她那时的文章大多自己画插图。我从小被姐姐拒绝惯了,知道再说无益,就匆匆告辞。

回来之后,沮丧中,张信锦说:“那就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你姐姐特点的短文,这也很能吸引读者。”

我担心姐姐看了会不高兴,而在报上写出声明或否认的文章,但张信锦说:“不会吧?一来你是她弟弟,她怎么能否认?二来稿子的内容一定无损于她的声名形象,只会增加她的光彩,凸显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,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”

张信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气。于是我凭着自小对她的观察,写了《我的姐姐张爱玲》:

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: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。就拿穿衣裳来说吧,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。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,我去看她,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,大红颜色的底子,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色的大花,两边都没有纽扣,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。领子真矮,可以说没有,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,袖子短到肩膀,长度只到膝盖。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,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,她淡漠地笑道:“你真是少见多怪,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,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!”吓得我不敢再往下问了。我还听别人说,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,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,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。上海人真不行,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。

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,刚到的第二天,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——谈瑛演的《风》,就非要当天回上海看不可,大伙怎样挽留也没用。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,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,连赶了两场。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,而她却说:“幸亏今天赶回来看,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!”

她不大认识路,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,她告诉车夫到哪里去,车夫把车开到目的地,她下车去,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。有一次她让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书,我问她怎么走法,在什么路上,她说路名我不知道——你不要觉得奇怪,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。大概天才总跟别人两样点吧。

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,也能弹弹钢琴,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。她还是比较喜欢看小说。《红楼梦》跟英国小说家毛姆(代表作《人性枷锁》等)写的东西她顶爱看。还有老舍的《二马》《离婚》《牛天赐传》,穆时英的《南北极》,曹禺的《日出》《雷雨》,也都是她喜欢看的。她现在写的小说,一般人说受《红楼梦》跟毛姆的作品影响很多,但我认为上述其他各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一点。

她的英文比中文好,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:“你姐姐真有本事,随便什么英文书,她都能拿起来就看,即使一本物理或化学书。”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。至于内容,她不去注意,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她的英文写得流利、自然、生动,活泼,即使我再学十年,也未必能赶得上她的一半。

她曾经跟我说:“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,最好是做得特别,可以引人注意。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,终其身,默默无闻,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,做点特别的事,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,不管他人是好是坏,但名气总归有了。”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。
 

这篇短文于1944年10月在《飙》创刊号发表后,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。姐姐给我的那张素描《无国籍的女人》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。这是我们姐弟此生唯一的一次图文合作。杂志出版后,我拿了一本给姐姐,她看了我的“处女作”,并没有表示不悦,我才放了心。

为爱情“萎谢”

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素养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,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:眼睛细小,长身玉立。我则较像母亲:浓眉大眼,身材中等。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了: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,近于懦弱;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,十分强悍,她要的东西一定要,不要的一定不要。这样的性格,加上我们在成长岁月里受到的种种挫折,使她的心灵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:自卫、自私、自我沉溺。
姐姐与胡兰成相识,是在1943年12月。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11月号《天地月刊》上读到姐姐的《封锁》,“才看得一二节,不觉身体坐直起来,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”。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姐姐在“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”的地址,就去登门求见。当天未蒙姐姐接见,但留下名片。第二天姐姐即打电话给他,此后二人就开始了往来。到了1944年8月,胡兰成与前妻离婚后,他们就秘密结婚了。

胡兰成写《评张爱玲》并发表的那段时间,正是姐姐与他的热恋期,只是当时我未能从那些溢美之词中读出弦外之音。胡兰成在文章中说:“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,如果拿颜色来比方,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,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……和她相处,总觉得她是贵族,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。然而站在她跟前,就是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,看出自己的寒碜,不过是暴发户。”

幸运飞艇游戏 胡兰成当时官拜汪伪维新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。他能言善道,笔底生花,姐姐与他认识后一往情深,不能自拔,也不忌讳他的“汉奸”身份。姐姐聪明一世,爱情上却沉迷一时。这段婚姻没给她安稳、幸福,反倒带给她一连串深深的伤害。胡兰成说她“不会跌倒”,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。

姐姐最后不得不无奈地说:“我想过,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,亦不致寻短见,亦不能再爱别人,我将只是萎谢了。”

不辞,而永别


幸运飞艇游戏 1951年,有一次我去看姐姐,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。我们虽然不谈政治,但对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不可能无知。

1952年,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。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,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,和姐姐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8月间,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,急急忙忙到她住的公寓找她。姑姑开了门,一见是我就说:“你姐姐已经走了(去了香港)。”说完就关上了门。

我走下楼,忍不住哭了起来。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,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,她是绝不穿的。或许因为这样,她才走了,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,此生再也没有回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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